2020-12-28 B3版

 （章万川 王月玲）在安徽徽州税文化博物馆里，珍藏着一份十分独特的文书——吕国相“纸皂代差”文书。它产生于清朝乾隆年间，距今已有270多年历史，是国内现存文书中的“孤品”，对于研究明清时期的税收管理方式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。站在这件“宝物”面前，200多年前的历史场景仿佛一一浮现于眼前，给人留下很多遐想。

什么是“纸皂代差”

 要说“纸皂代差”，首先须了解一下古代的胥吏制度。简单来说，胥吏指古代官府的各类办事人员和差役。他们没有官位，地位不高，但却在官府统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。经过宋元两代的改革，到明清时期，胥吏制度发展到顶峰，大量胥吏成为封建王朝统治的“神经末梢”，他们在与民众接触的过程中，常常发生刁难索贿、盘剥平民等情况。“堂上一点朱，民间千滴血”，这句民间谚语反映的就是胥吏徇私舞弊、欺压百姓的残酷现实。

 有鉴于此，当时不少有识之士纷纷提出要限制胥吏的职权，防止他们鱼肉百姓。于是“板隶”“木皂”“纸皂”应运而生，三者的作用相似，“板隶”其实是刻有胥吏形象的木板，“木皂”就是用木头做成胥吏的形象，“纸皂”是在纸上画上胥吏的形象，写明当事人所犯的错误，作为文书送给当事人。这三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警告当事人的作用，督促当事人缴纳钱粮或承认罪状。用“板隶”“木皂”“纸皂”取代差役上门，可以减少胥吏与百姓接触并徇私舞弊的机会。

 从现存的文献资料看，“纸皂”出现的时间大约比“板隶”“木皂”略晚一些，相较前两者，“纸皂”用纸代替了木头，成本更低，便捷性更好，也更易于保存。据笔者所知，“板隶”和“木皂”如今已近无留存。至于“纸皂”，在保存至今的近四十万件徽州赋役文书里，仅有三件。而以“纸皂代差”形式存在、保存又如此完整的，只有徽州税文化博物馆珍藏的这份吕国相“纸皂代差”文书。

蕴含人性化执法理念

 “纸皂”出现后被用于税收执法，而吕国相“纸皂代差”文书正是当时税收执法情况的见证。该文书长34厘米，宽22.6厘米，上面写有真实的姓名，并盖有官印，应是实际执行过程中形成的实物。细看这份“宝贝”，左边画着一个差役，一手举着“专催欠户”的牌子，一手提着一长串绑人的绳索；差役的上方写有“不用酒饭，专催玩户，如再抗延，签拿究比”字样；文书的右部上方长框中写着“纸皂代差”四个大字，下方框中写着密密麻麻的催缴通知。

 仔细分析催缴通知上的内容，大体有两层意思：第一是劝谕。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，劝这位“吕国相”将所欠的钱粮尽快缴纳，还特别叮嘱一句“以免差扰事”，体现了法中有情。第二是警告。陈述利害，言明后果，警告“吕国相”倘若拖延不缴，就派差役来拘捕问罪，彰显执法的威严。

 “吕国相”收到“纸皂代差”文书后，究竟是主动缴纳了，还是最终被“签拿究比”了？史料所限，不得而知。不过这份“纸皂代差”文书刚柔相济，对涉税违法者“先礼后兵”，尽量减少差役的打扰，可以说蕴含了一定的人性化执法理念，体现了当时治税理念的一种进步。据记载，这种做法在清朝的早期和中期，曾在徽州地区普遍实行。

“纸皂”难以“代差”

 那么，“纸皂代差”的实行效果究竟如何？

 总体来看，“纸皂代差”虽然体现出税收执法的人性化理念，但实际上只是一种理想化的制度设计，特别是到了清朝中后期，“纸皂代差”实行的效果越来越不理想。清朝文人秦荣光在《上海县竹枝词》中就指出：“大吏虑役需索，创为纸皂、木皂，然扰民如故。”

 究其原因，一方面，“纸皂代差”只是当时税收管理方式中的一项“小变化”，在封建王朝不断向百姓加重赋税的过程中，官民矛盾必然更加尖锐对立，这种柔性化的执法方式也必然只能发挥有限的作用。

 清朝前期推行轻徭薄赋，康熙五十一年下诏：“滋生人丁，永不加赋。”雍正元年，朝廷实行“摊丁入亩”，这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为百姓减轻了税负，有利于经济的发展。但到了清朝后期，赋税却不断加重，甚至到了“无人不捐，无物不捐”的地步，在苛政猛于虎的情况下，税收执法怎能真正做到人性化！

 另一方面，势力庞大的胥吏集团让“纸皂代差”很难真正落到实处。清朝不允许胥吏及其子孙参加科举考试，胥吏在政治上没有出路，于是转而寻求经济利益。与此同时，不少胥吏历代相袭，久而久之，形成了根深蒂固、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，约束胥吏的规范逐渐形同空文。

 “纸皂代差”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具有一定的进步性，但没有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，最终也只能流于形式。正如清初文学家褚人获所言：“今纸皂虽设，而隶卒之需索如故，名存而实亡矣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