（作者：钱立海）春节期间回到枞阳老家，沿着湖边漫步，岸边的芦苇迎风摇曳，仿佛冬日里温柔的诗篇，富有诗情画意。

芦花，并不是芦苇开的花，而是芦苇种子上丛生的白色绒毛。只不过因为这些绒毛，相比芦苇原本不起眼的花，更能担得起花的角色，所以被人们称作芦花。在我国，芦苇不仅分布极为广泛，而且“出道”很早。最早有文字记载的当属《诗经》中的“彼茁者葭”“谁谓河广，一苇杭之”“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”“七月流火，八月萑苇”等诗句。之后，中国诗歌史上更留下了许多描写芦花的唯美诗篇。

芦苇乃易生之物，生命力极强，其根茎交织成网，纵横交错，和人类的兄弟情有着异质同构的契合。于是，《诗经·大雅·行苇》就道出“如兄弟之聚”的含义，“敦彼行苇，牛羊勿践履。方苞方体，维叶泥泥。戚戚兄弟，莫远具尔……”到南宋，在诗经学上造诣颇深的严粲在《诗辑》中将其解读为：“苇之丛生如兄弟之聚也，戚戚然，亲爱之，兄弟切莫疏远，宜俱相亲近也。”自此，芦苇丛生与兄弟相聚的比喻关系更为清晰。后来，清代的姜炳璋也有此说法：“人之兄弟相聚而处，如苇之同根相依而生，如苇之枝叶，所以不可远践。履之则伤物之生意，远之则伤兄弟之生意。生意者，相亲相爱，如物之天机盎然也。”因其随处可见、势繁力旺，芦苇还被古人用来象征子孙的绵延不绝。

芦苇之所以为人们所赏识，不仅在于悦目之美，还在于它的使用价值几乎涵盖了芦荻类植物的主要用途——药用、食用，编织席箔、筐篮，建材，充当薪柴等。故沈括在《梦溪笔谈》中这样写道：“药中有用芦根及苇子、苇叶者……荻芽似竹笋，味甘脆可食。茎脆，可曲如钩，作马鞭节。花嫩时紫，脆则白，如散丝。叶色重，狭长而白脊……芦芽味稍甜，作蔬尤美。茎直，花穗生如狐尾，褐色。叶阔大而色浅。此堪作障席、筐筥、织壁、覆屋、绞绳杂用，以其柔韧且直故也。”而《梦溪补笔谈》卷三中也进一步提到，宋元以降，随着“苇课”（旧时历代政府对芦田征课的租税）的开征，还出现了中国经济史上社会各方之间竞谋芦苇之利的特殊现象。

我国古代对芦苇的利用和开发，以唐宋为界，唐以前由于地广人稀，资源压力并不明显。据《吕氏春秋》记载，早在先秦时国家就有“命虞人入材苇”的制度，即设官职专掌川泽。但当时因森林植被丰富，芦苇并未进入官方视野，官民之间各取所需，没有矛盾冲突。而宋以后，随着人口激增，土地资源紧张，尤其是植被资源萎缩，芦苇开始引发关注，甚至成为官府财源。

南宋绍兴二十八年（1158年），官府开始对浙西、江东、淮东等地（今浙江北部、江苏、安徽）的沙田芦场征税，并委官专理，防民侵占。为此，元朝的姚燧在《萑苇叹》中写道：“濒江不可禾，岁惟葭苇茁。青林无端倪，永与江水匹。由为薪蒸时，责以租赋出……坐视煨烬空，不丐民贫疾。因推是为心，可见无仁术。周官衡虞置，为法未尔密。亦已开利源，千年谁能窒。”诗中所说的就是当时活跃的苇材市场，国家开征苇田税收后，富家贵室垄断经营，而小民唯有不惜生命捡拾所剩。

明代刘城的《芦人谣丁亥》中“不量旧洲崩，只量新洲长。不向希芦行，但踏密芦丈”“大吏量小吏，大胥量小胥。小胥量万户，量金不量芦”反映清初一些种芦为生的农民受到的盘剥之苦。清代吴伟业在《芦洲行》中写道：“我家海畔老田荒，亦长芦根岂赐庄。州县逢迎多妄报，排年赔累是重粮。丈量亲下称芦政，鞭笞需索轻人命。胥吏交关横派征，差官恐喝难供应。江南尺土有人耕，踏勘终无豪占情。徒起冉科民力尽，却亏全课国租轻……”可见，当时胥吏对百姓的派征之严苛。更有甚者，刘城在《后芦人谣戊戌》中写道“芦花瑟瑟，雪花白白。雪花寒有时，芦花虐不歇。何尝见芦花，枉杀雪中客。”在风雪严寒中，芦民无衣无食，还为交不出芦花、完不了赋税而担惊受怕，处境不免惹人同情。

在对芦场苇田的税收管理上，元朝开征“苇课”，明代在工部设芦政主事，称“芦政”。到清代，芦课改归州县征收，汇解司库报部。康熙十年（1671年），最终形成全归户部管辖，由地方官征解藩司的格局。自此，芦课实际上已转变为一种杂赋。

据《清通典》卷七记载，当时江苏、安徽、江西、湖北、湖南沿江五省芦课征额总计近8万顷，税银近20万两，小小的芦苇成为一笔不小的财政收入。正因如此，芦苇在社会利用和文化积淀方面的历史贡献也超过其他植物，成为草本资源中，除粮食作物和主要蔬菜作物之外最为重要的一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