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0-04-21  8版

（作者：许蒙亚）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，税务系统持续聚焦“优惠政策落实要给力、‘非接触式’办税要添力、数据服务大局要尽力、疫情防控工作要加力”要求，充分发挥职能作用，其中增值税发票制度“功不可没”。2月上旬开始，税务部门推行“网上申领、邮政寄递”式服务，让纳税人“非接触”领用发票；2月中旬开始，税务部门发挥发票数据优势，分析经济运行动态，反映企业复工复产情况，细致梳理产业链上需要解决的问题，尽力为各类企业恢复生产经营服务，尽力为各级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服务，尽力为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服务。

1994年税制改革后，发票从普通的商事凭证演变为“控税”“管税”的工具。近年来，随着增值税改革的深化，电子发票的推广和增值税发票管理新系统的推行，发票的作用越来越凸显，已经成为中国税收治理的独特优势。当前，有必要对发票制度在我国税收治理中的作用进行总结。

第一，发票制度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基本保障。目前，税务机关通过及时、准确、全面采集每一张发票的票面信息，全面存储发票的存根联、抵扣联，将每一笔市场交易信息“一网打尽”,为纳税申报、税源管理提供了基础。可以说，发票管住了，税基安全的底线就守住了。除了发票制度之外，目前还设计不出一套如此完善可靠的制度和技术体系。

第二，发票制度是服务宏观经济决策的重要工具。发票记载的是市场经济活动的最小颗粒度信息，可以广泛、快捷、真实地反映货物劳务购销活动的流向、流量、流速、价格、规模等，还可以反映地区、行业经济情况。这为开展税收经济分析，反映国家和地区经济运行态势、特点，服务经济决策提供了基础和可能。这一点，在本次促进企业复工复产中体现得特别明显。全国有1000多万增值税一般纳税人、4700多万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，每天的开票数量巨大，从中可以反映企业复工复产情况。因为企业开票意味着实现销售，而销售是复工复产最直接的表征。

第三，发票制度是降低企业财务成本的制度设计。目前，我国对绝大部分发票实行免费供应、寄递、开具。纳税人登录电子税务局，申请领用增值税专用发票、普通发票、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、二手车发票、定额发票和通用机打发票等，需要邮寄的纳税人，经税务机关审核后，纸质发票会通过快递免费寄递给纳税人。2019年，仅安徽省就免费提供了2亿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和普通发票。这一做法，在本次疫情防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对发票用量较大的电子商务、零售行业来说，相当于国家免费提供了交易凭证及相关服务，节省了一笔财务成本。随着电子发票的推进，特别是区块链电子发票的出现，经营者可以在区块链上免费实现发票申领、开具、查验、入账，消费者可以实现链上储存、流转、报销，大大降低了购销双方的财务成本。

第四，发票制度是促进诚信体系建设的有力支撑。发票在中国老百姓心里，具有特殊意义。老百姓倾向于信任开具发票的商品和商家。随着发票服务的优化、管理的加强，发票开具要求越来越严格，票面信息可以详细记载商品交易的要素，是市场交易诚信的基础信息，将极大促进诚信体系建设。增值税发票新系统实现了从发票领用到入账的全生命周期管理，通过全票面信息比对，可倒逼企业主动遵从税法；新系统还有效解决了购销双方信息不对称问题，不仅全面记载每一笔业务的信息，而且实现了发票信息的便捷查询，这也促使经营者注重商业诚信。

第五，发票制度是统一商事交易凭证的良好方式。税务机关免费提供的发票已经成为最重要的商事交易凭证，也是消费者维权最重要的凭据。如果取消发票制度，使用企业自制的交易凭证，将大大增加社会交易成本，也不利于消费者权益保护。

在总结发票制度在我国税收治理中重要作用的同时，也不能回避理论界、实务界针对发票制度的质疑，笔者认为，虚开骗税问题不能简单归罪于发票制度。由于增值税链条存在一些“断点”，如以农产品加工为代表的企业增值税抵扣凭证管理问题，增值税“高征低扣”“低征高扣”问题，黄金交易产生的“富余票”问题等，为虚开骗税提供了可能。增值税发票面临的问题主要是受这些“断点”的“拖累”。

笔者建议，完善增值税制度，不能通过削弱发票的作用来实现，更不能取消发票，而是要减少增值税抵扣链条的“断点”，简并增值税税率，规范增值税优惠政策，提升增值税的中性，加强增值税的管理。若弱化甚至取消发票制度，税务机关无论采取哪种征管体制、运用何种信息技术，都难以有效监控数千万的纳税人、亿万自然人的交易行为。不仅增值税的税基安全失去基础，整个税收体系都面临重大系统性风险。

同时，当前不宜提出“以票管税”向“数据管税”转变这种观点，因为“数据管税”的数据是以发票数据为主体的，从“以票管税”到“数据管税”不是一种转变，而是升级。提“转变”不仅会造成税收管理理念上的混乱，也不利于加强增值税管理和维护国家税收安全。